魏晋风度与文章药及酒之关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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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题目是鲁迅的，是鲁迅的一个演讲稿。我们借用一下这个题目，做本章标题，也是为了能够方便地说明白魏晋风度与文章药及酒之关系。

从前面我们队竹林七贤的介绍可以看出，作为名士，作为魏晋名士，光喝酒、耍酒疯还不行，首先得文章做得好，才能进入第一重境界。否则的话，喝酒、耍酒疯就单纯是酒鬼，不是名士范儿。

文章也不单纯只是诗词歌赋，当然诗词歌赋也行，但终究是弱了一点，当时文章做得好指的是学术论文，特别是哲学论文，这个好，才是真的好。

前文曾经提到过，汉末以来，在士大夫阶层，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阶层，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。

因为自从汉武帝把董仲舒儒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，儒学成了唯一的政治正确，读书不读儒学就没有出路。但是呢，汉武帝根本不相信也不在乎政治正确这一套，他在乎的就是牢牢掌握住权力。而玩儿权力，还是法家那一套方法管用。于是矛盾了，说的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汉代儒家主义，而行动起来，用的完全是法家的技术手段。嘴上说，要爱人，要行仁政；实际是，人都是不可靠的，要用霹雳手段控制住他们；嘴上说，以民为本，本固邦宁。实际是，老百姓只能是机器，只能让他们知道生产、作战这两样事。不能让他们有钱，有了钱就懒惰，不能让他们有文化，有了文化就会议论政治得失。等等等等，诸如此类。也就是说，当政嘴上是一套，做的是另一套。说的是人话，干的是鬼事。

理论和实际相结合，不这么纠结不行吗？

在汉武帝看来，不行。严格按照儒家学说，对于君主的要求太多，当君主首先得做君子；得为政以德；得体恤百姓；得讲信义，不能失信于民；得爱和平不爱打仗；等等等等，诸如此类。汉武帝可受不了这个。汉武帝要的就是不受限制的权力，朕即国家，整个国家就是朕的一盘棋，朕想怎么下就怎么下，朕想怎么折腾所有臣民都必须无条件服从。

而商鞅那一套理论，就是完全围绕着帝王设计的，完全符合汉武帝大帝的需要。但是以商鞅理论奠定的大秦，只短短存在了十五年而亡。当时人张嘴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天下苦秦久矣。商君法已经臭大街了，所以法家那一套不能上升为国家理论，只能做不能说。

这就要求大汉的理论工作者，必须按照皇帝的意志设计包装一套理论，以儒家学说和大汉实际相结合的汉代儒学。

于是广大的理论工作者们日以继夜，辛辛苦苦展开工作，深入挖掘六经，六经翻烂了还不行，就在其他诸子百家中找。就这么辛辛苦苦百折不挠，终于把六经和阴阳、五行、兵家、纵横家各种学说揉到一起，创作了大汉理论基础。

但是这套理论到了汉末，越来越包装不住了——名实不副。

这就是嵇康们最反对的，理论不是出于天然的真理，而是经过包装的，谁掌握着权力，谁就拥有了理论解释权。换句话说，理论是用来忽悠人的。

有文化自觉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新的理论。

偏巧子贡曾经说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；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

也就是说，孔子流传于世的，只是有形的，真正体现孔子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的人性、宇宙、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等形而上学，因为我们程度不够，没有能够学习到。

子贡这句话给了人们启发，那么孔子形而上学都是讲了什么呢？

这时候人们在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的著作中得到了启发，尤其东汉明帝以来，佛教在中土扎根、繁育，渐渐吸引一部分知识分子加入其中，研究、传播、发扬光大其理论，于是，人们的头脑开起了风暴，形而上究竟有什么？

年轻的知识分子们上穷碧落下黄泉，苦苦思索、穷究义理，渐渐演化出一门新的学派——玄学。《老子》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”。

玄之又玄众妙之门

在探索理论的过程中，士大夫们又发明了一种形式——清谈。

所谓清谈，不仅仅是坐而论道，还是非常有仪式感的。有严格的一套程序。

清谈也被称作空谈等名目。在通常情况下，甲乙双方分为主客，人数不限，两人、三人或更多一些人。谈话的席位称为“谈坐”，谈论的术语称为“谈端”，谈论时引经据典称作“谈证”，谈论的语言称为“谈锋”。在主客双方谈论的过程中，甲方可以提出自己对主题内容的见解，以树立自己的论点，乙方可以通过对话，进行问难，推翻对方的结论，同时树立自己的理论。在相互论难过程中，其他人也可以发表意见，表示对讨论主题的赞成或反对，称为“谈助”。待到谈论结束时，或则主客双方协调一致，握手言和，或者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。于是，有人出来调停，暂时结束谈论，这就叫“一番”。这样，也许还有二番、三番，直至有所结论，胜者一方得“胜论”，败者一方为“败论”。这种类似今天学术会议的对话方式，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，如宇宙观、人生观、天文地理、政治历史、人物臧否、道德伦理等等，但不是海阔天空的神聊，也不是漫无边际的虚谈，而是有的放矢，并且以辩析其中的哲理为目的。清谈的内容虽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在于精神。应该说，清谈是一种活泼的和有效的思想交流方式，给了学术思想界以一个朝气勃勃的生机，使士人们从自己的书斋中走出来，进入一个相互辩论寻求真理的境界，一个形而上的境界。

如前文提到过的，驸马爷王济说的：“张华善说《史》《汉》；裴頠论前言往行，衮衮可听；王戎谈子房、季札之间，超然玄著。”大概就是众名士在洛水边进行的一场清谈，完了王济所做出的评论。

清谈完了，大家各自回家，寻找理论根据，著书立说，支持自己观点，成一家之言。如裴頠《崇有论》，卫瓘《丧服仪》，傅嘏《难刘劭考课法论》，就连钟会也有《四本论》，可惜已经失传了。

这一派的创山始祖是何晏、王弼、夏侯玄那一群人，即被魏明帝处理的“浮华案”中那一批人。

何晏我们介绍过，并不是一般的纨绔子弟，确实有真才实学。有《论语集解》、《老子道德论》等专著。论文有《无为论》、《无名论》、《九州论》等等数十篇。要不然也不可能在曹丕那么烦他的情况下，还能领袖文坛。

何晏除了学问好，人长得非常帅。齿白唇红，玉树临风。传说魏明帝疑心他脸上搽了一层厚厚的白粉。一次，在夏天之时，魏明帝着人把他找来，赏赐他热汤面吃。不一会儿，他便大汗淋漓，只好用自己穿的衣服擦汗。可他擦完汗后，脸色显得更白了，明帝这才相信他没有搽粉。

长得帅吧，他还再刻意装饰。他发明了一个叫做“麈尘”的手把件。就是采纯白的鹿，这种鹿现在可能都绝迹了。把鹿尾巴裁剪好，镶嵌在白玉雕成的柄上，玉也得是洁白的，不能有一点瑕疵。用纤纤玉手，握住洁白的麈尘，谈笑间随意挥动，乖乖，潇洒极了。

想想吧，这么一个大帅哥，走到哪还不一片尖叫？

何晏女粉丝多，他又好这一口，那就是鱼入大海，鱼水之欢。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也。虽然何晏是当朝驸马，但他也是当朝皇子啊，虽然没有曹氏血统，被曹丕称为“假子”。但架不住人家的粉丝不在乎，只有能得到当朝第一美男子的雨露滋润，管他是谁的驸马谁的儿子。

何晏女粉多，身子骨又单薄。早早就得了难言之隐。

一般男人得了别的病也就认了，骂个倒霉，能忍就忍了。可是得了这种病谁也不愿认啊，更不能忍啊，得积极寻找治疗啊。

还真让何晏找到了药方子，这个药叫做“五石散”。

五石散，顾名思义是由五种石头为主，还配点别的药合成。哪五种石头呢？

①石钟乳：功效：温肺气，壮元阳，下乳汁。主治：虚劳喘咳，阳痿，腰脚冷痹，乳汁不通等。

②白石英：功效：温肺肾，安心神，利小便。主治：肺寒咳喘，阳痿，惊悸善忘，小便不利等。

③石硫磺：功效：壮阳，杀虫。主治：内服治阳痿，虚寒泻痢，大便冷秘；

④赤石脂：功效：涩肠，收敛止血，收湿敛疮，生肌。主治：遗精，久泻，便血，脱肛，崩漏，带下，溃疡不敛等。

⑤紫石英：功效：镇心，安神，降逆气，暖子宫。主治：虚劳惊悸，咳逆上气，妇女血海虚寒，不孕。

鲁迅学过医，对于什么药治什么病，自然有发言权。鲁迅说，五石散是一种毒药，开始没有人敢吃。可能何晏将药方略加改变，便吃开头了。

但是吃这种药非常麻烦，首先，服散后一定不能静卧，而要走路。魏晋名士最喜欢散步，称之为“行散”，其实这并不是他们格外喜爱锻炼身体，而是因为偷懒躺下就性命不保。

后世不知缘起，把出门溜达也称为散步。

除了走路，饮食着装上也要格外注意。服散之后全身发烧，之后变冷，症状颇像轻度的疟疾。但他们发冷时倘若吃热东西，穿厚衣物，那就非死不可了，一定要穿薄衣，吃冷东西，以凉水浇身。所以五石散又名“寒食散”。按照书上的说法，就是“寒衣、寒饮、寒食、寒卧，极寒益善”。但是有一样例外，就是饮酒，一定要喝热酒，而且酒必须好、必须醇。服散之后还不能不吃东西，一定要大量进食，“食不厌多”。而服药的人，还不能穿新衣服。因为服药之后，人的皮肤特别敏感，很容易被磨破，新衣服比较硬，所以魏晋名士大多痛恨新衣服，而喜欢穿柔软破旧、没有浆洗过的衣衫，不仅要旧，而且还要宽大，省得它磨皮肤。鞋子最好也别穿，要穿就穿木屐，以减小和皮肤的接触面积。可这些经年累月不洗的衣服里头会滋生虱子。虽然是因为脏才生的虱子，但是这是生在名士身上的虱子啊，于是一边谈天，一边把手伸到衣服里头捉虱子，就成了“扪虱而谈”，被认为是风雅的事情。

鲁迅先生说：“我们看晋人的画像和那时的文章，见他衣服宽大，不鞋而屐，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、很飘逸的了，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。”

鲁迅说：“因为药性一发，稍不留心，即会丧命，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，或要发狂；本来聪明的人，因此也会变成痴呆。所以非深知药性，会解救，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。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，高傲，发狂，性暴如火的，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。比方有苍蝇扰他，竟至拔剑追赶；就是说话，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，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。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，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。”

服药还不仅仅是给生活带来某些不便的问题，如果稍有不慎，就会被毒死。

名士皇甫谧在服药后，排解不当，落下了一身重病。他说自己承受了可怕的痛苦：“浑身燥热，五内如焚，在隆冬季节，光着身子吃冰，夏天就更加难以忍受，像得了疟疾、伤寒一样，身体浮肿，四肢酸痛，只能放声哀号。”他实在忍受不了，要拿刀自杀，叔母苦苦劝阻，才活了下来。

皇甫谧说道：“许多人发散失误，死于非命。我的族弟，痛苦得舌头都陷入喉咙之中；东海人王良夫，痈深深陷入后背；陇西辛昌绪，脊肉完全溃烂；蜀郡的赵公烈，中表亲戚里有六人因此而死。这都是服用寒食散造成的，我虽然还活着，但也是苟延残喘，贻人笑柄。”

既然服药如此麻烦，又如此危险，但为什么能风靡呢？

废话，嗑药有什么好解释的，就是爽啊。

服用五石散后，人体忽而发冷忽而发热，肉体确实暂时陷入一种莫名的苦痛中，然而精神却可以进入一种恍惚忘我的境界。世俗的烦扰、内心的迷惘都可以被忘怀，剩下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。在这样的时刻，什么都不放在眼里，什么都不配拘束自己，只有膨胀的自我意识，任意所之。

更何况，它还对男人有特殊的好处。

鲁迅考证说：吃散发源于何晏，和他同志的，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，与何晏同为服药的祖师。有他三人提倡，有多人跟着走。他们三个人多是会做文章，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，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。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，所以又名曰“正始名士”。但这种习惯的末流，是只会吃药，或竟假装吃药，而不会做文章。

阮籍、阮咸叔侄之所以居丧期间还得喝酒我想也是因为吃药的缘故。

鲁迅说：居丧之际，饮酒食肉，由阔人名流倡之，万民皆从之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。

鲁迅又说：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，因为他们的名位大，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，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，他们实在的内心，却不知道。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，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很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。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，无力办事，也就影响到政治上，弄得玩“空城计”，毫无实际了。在文学上也这样，嵇康阮籍的纵酒，是也能做文章的，后来到东晋，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，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，却没有了。刘勰说：“嵇康师心以遣论，阮籍使气以命诗。”这“师心”和“使气”，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。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，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。

名士的内核没有了，就更得端着名士的范儿，为了保住名士的范儿，就得牢牢把控住话语权。只有全面占领上层建筑，才能把话语权掌握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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